当前位置-新闻中心- 一拖股份董事长赵剡水因工作变动辞职

返回首页

最后更新时间 - 责任编辑 - 袁健财

这座足以令考古人员兴奋的“了不起”的城,就位于规划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。在北京东部,它繁衍生息近两千年,到了清代仍存,随后消失在大地上。

“找齐”四面城墙,让路县故城的完整轮廓浮现出来,还原这座县城里的汉朝。孙勐的任务迫在眉睫。

同一时期,北京南部,张智勇带领的团队,在大兴国际机场的工地上揭开了一片墓葬群。数百座墓葬和文物正静候被发掘。

近年,“考古先行”和北京一批重大项目的实施推进,令重量级考古发现不断诞生。北京的考古人,迎来了千载难逢的“大发现”时期。

他们从地下挖掘古老的北京——一个我们并不熟悉的北京。

2017年4月24日,路县古城考古发掘现场,这里发现了古城的护城河。摄影/新京报记者 浦峰

了不起的城

路县故城由城墙基址、城壕(护城河)、城内遗存、城外遗址区组成。城外出土了铜镞、陶釜、陶豆、铜钱等遗物,以及周边的数千座墓葬。“汉代城址与其周边大量墓葬同时发掘,这在北京考古中是第一次。”

壮观。第一眼,孙勐便感动了。

几十万平方米的考古现场在他面前铺开。2000多名考古人员和工人,穿着印有“北京考古”四个字的工作服。勘探人员用洛阳铲搜寻地下的同时,发掘人员手执手铲将文物从泥土中清理出来。

孙勐前往“寻找”的路县故城,名字从汉代史册绵延下来。文献资料显示,通州自西汉伊始就设置有路县县城,东汉之后改名为潞县。清朝时,古城遗址尚存,名为古城庄。

北京当地考古有个规律,名叫“古城”的地方,十之八九有古代城址。如今的潞城镇古城村,很可能就是路县故城所在地。

2016年2月,城市副中心建设先期考古中,一座出土的砖室墓葬,掀起了这座古城的盖子。随后,上千座青砖砌筑的墓葬陆续被发现,年代从战国时期延续至明清,以两汉特别是东汉居多。墓室中散落着陶器、铜器、铁器、铅器、骨器等大量遗物。

5个月后,找齐四面城墙,成为孙勐面对的关键谜团。确定了城墙位置,才能找到完整城址,还原这座县城里的汉朝。

第一面出土的,是长600米的北城墙。但东、西、南三面城墙还深埋在地下。

“线索”来自城墙构造。孙勐和同事通过对北城墙的勘探发现,城墙构造以夯土为主。他们便以夯土为标准,在四面寻找其他三面城墙。随后,东城墙、南城墙依次出土,最后发现的西城墙补上了拼图的最后一块。

2016年7月,完整的路县故城,终于浮出水面。

这真是一座“了不起”的城。路县故城由城墙基址、城壕(护城河)、城内遗存、城外遗址区组成。城内明清、辽金、汉代三个时期道路相叠压,城外发现了大量汉代沟渠、道路、房址、灶、灰坑和瓮棺等,出土了铜镞、陶釜、陶豆、铜钱等遗物,以及周边的数千座墓葬。

“汉代城址与其周边大量墓葬同时发掘,这在北京考古中是第一次。”孙勐感到兴奋。这是他头一次专做城址考古。

每一探铲打上来的土,都要详细分析和记录——担心漏探遗址的细节,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定下如此要求。

在城外1.6万平方米的范围内,孙勐与同事又发现了100多口汉代水井,城外遗址还出土了6种农作物碳化后的种子,足以证明,这里曾是生机勃勃的繁盛之地。

复杂的历史时期交错和数量可观的出土物,一幅阡陌纵横、熙来攘往的繁华图景,在考古队眼前展开了。如果完整保存和研究,这将是全国第一个对汉代县城的具体发掘案例。人们将能看到一座小城里的汉朝。

2014年11月16日,大兴榆垡镇,考古人员用洛阳铲进行文物勘探。摄影/新京报记者 浦峰

“大发现”时代

全国考古界最重要的评选“年度十大考古发现”,近5年北京入围了两项——2014年的延庆大庄科辽代矿冶遗址群和2016年通州汉代路县故城遗址。

同一时期,北京南部,另一位考古人员张智勇带领的团队,也在大兴国际机场的工地上揭开了一片墓葬群。

新机场考古于2015年开始,他们的时间更为紧迫,机场计划2018年完成主体工程,2019年投入使用。

很多考古项目启动时,周围建设工程的奠基时间往往已经确定,考古一直在倒计时中进行。有时为了加快进度,同一个工地上,这边还在考古勘探,那边建设工程已经在勘探结束的地面上动工。

孙勐感受到的很大压力,同样来自时间——城市副中心建设按照时间表推进,留给考古的时间并不多。只有确定古城范围、保存状况,才能判定其历史价值,从而决定应该迁址保护,还是原址保存。这牵涉到城市副中心建设规划是否需要调整。

最忙的一段时间,孙勐将近2个月没在家住过。考古队就近在当地村民家租了些房子,每间4个上下铺,住8个人。

在张中华的记忆里,自2014年,整个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都忽然忙碌起来了。

那年《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管理办法》实施,明确要求旧城之内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1万平方米以上,和旧城之外2万平方米以上的建设工程,要进行考古调查、勘探。“考古先行”原则正式确立。

一直以来,北京不像陕西等考古大省,新遗址和新成果并不算耀眼。自那以后,建设单位申报的考古项目猛增。张中华担任第三考古研究室主任、圆明园课题组组长,他回忆那阵子北京所的工作量增加了近十倍,考古人员个人工作量也增加了四五倍。

5年里张中华只休了3天年假。“5+2”“白+黑”成为常态,白天在考古现场,晚上还要回到单位查材料,做些案头研究。

孙勐也记得,2014年之前,他每年只做一两处发掘工作,比较轻松。如今,他们每个人的工作量是其他省市的好几倍。“应该说,北京考古进入一个好时候,这些大项目带动了一批考古人的成长。”

北京的考古人迎来了千载难逢的“大发现”时期。全国考古界最重要的评选“年度十大考古发现”,近5年北京入围了两项:2014年的延庆大庄科辽代矿冶遗址群和2016年通州汉代路县故城遗址。

截至2018年,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为配合北京城市基本建设,完成考古勘探工作1311项,考古勘探面积15677万平方米,相当于把整个三环内都勘探了一遍。“考古发掘399项,发掘面积34.1万平方米,无论项目数量还是考古面积,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的。”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所长白岩说。

路县故城重见天日后,城市副中心的建设为其“让路”。

京唐铁路、城际铁路的规划路线,原本穿过城址的西北,为了保护城址,新路线将钻进地下,从城底穿过。原计划从正中心穿城而过的通胡路,未来也将改道绕行。

2014年11月17日,延庆大庄科矿冶遗址群发现工匠居住遗址。摄影/新京报记者 浦峰

“另一个北京”

一些出土物甚至连考古人员也从未见过。在路县故城考古中,北京地区首次出土了骨器中的一套算筹,分长、短两种,每根筹棍两端齐正。

孙勐与他的同事们奔向全市考古工地时,历史上北京城的更多细节,在他们手中浮现。

张智勇所在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工地,发现和清理了300余座墓葬,出土400多件文物。墓葬分单人葬、双人合葬、多人合葬及迁葬墓等多种形式,为研究北京清代墓葬的形制特点、丧葬习俗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。

世园会的建设范围内,发掘出了1160座西汉至清代墓葬,出土了多件刻有“太康六年”“上谷”“阿秋侯君”等字样的铭文砖,以及银质龟纽“偏将军印章”,为研究此地的军事建制提供了新线索。

房山区河北镇棚户区项目中发现了清代八大“铁帽子王”之一的庄亲王家族园寝群,是迄今考古发掘出的唯一一组清代亲王园寝。

考古揭开了北京城不为人知的“另一面”。他们从地下挖掘古老的北京,是一个我们并不熟悉的北京。

甚至一些出土物考古人员也从未见过。在路县故城考古中,北京地区首次出土了“算筹”。考古队员第一次见到了骨器中的一套算筹,分长、短两种,每根筹棍两端齐正。

随着考古深入,越来越多的知识盲区也会暴露。孙勐挤出时间参加城市考古培训班,去外地的遗址现场学习,所里也请来全国最好的专家讲课,以及到考古现场指导。

用张中华的话说,不仅考古发现层出不穷,在这过程中,“保护手段也越来越多,对相关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深刻,对北京古代文化面貌的了解越来越清晰。”

几乎所有新的考古技术和方法,在路县故城和副中心考古中都用到了。孙勐举例,以前勘探都是人工用洛阳铲去探,现在用上了探地雷达来辅助。环境考古、测年、成分检测等手段,在考古中的运用也越来越多。

比如在六环以外,他们经过批准用上了无人机航拍,利用高空影像的研判,大范围了解历史文化遗存的分布规律、古代环境,分析古代人类生存、生产、生活的情况,并建立起更有立体感和层次感的三维遗址模型。

2018年,北京在大运河通州段首次应用了水下考古,包括调查水下古代沉积、运输、沉船的情况,探索大运河水面下遗存埋藏和分布。

圆明园遗址则用上了“大数据”。这个考古信息系统录入了圆明园历来的所有考古资料,总结成果和规律,为未来考古决策和遗址保护提供依据。这个平台还能为文物成分分析、植物考古等具体考古项目提供支撑。

与时间同行

圆明园考古始于1994年,2013年开始进入第三个主要阶段,有计划地进行常年考古发掘。圆明园有86处地上可见遗存,一些遭受自然环境及病害侵蚀,保护性考古势在必行。

考虑到路县故城如此重要的发现,文物部门慎之又慎。北京市文物局向上级打了个报告,阐释了路县故城的重要意义,建议进行原址保护。

让孙勐意外的是,上级很快就批复同意了。“发现以后就立即决定保护,建设遗址公园,这种决策速度和保护决心,从全国来看是很难得的。”

2016年起逐渐揭开面纱的路县故城,成为北京一处新晋的大遗址。

大遗址,是融合遗址考古发掘、遗产保护、展示利用等理念和实践的综合试验田,也是考古和保护能力的集中体现。我国专门出台了《大遗址保护“十三五”专项规划》。

目前,北京的大遗址包括周口店遗址、圆明园、延庆大庄科辽代矿冶遗址群、琉璃河商周遗址、汉代路县故城遗址、金代皇陵、长城等。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考古研究人员正在通过这些大遗址,实践现代化的考古和保护理念。

如果说配合城市建设的考古项目是跟时间赛跑,大遗址的保护,则要耐心地与时间同行。

2017年,圆明园如园的含碧楼前,一块刻有“御题”二字和两方篆书印章的断石重见天日,印章钤刻着“嘉庆御笔之宝”。嘉庆御笔在如园发现,证明了嘉庆皇帝重修如园的史实,史料中的多种记载有了实物明证。

如园是长春园五园中最大的园中园,乾隆皇帝时期仿照江宁(今南京)瞻园而建。近年来,考古人员对如园开展两期考古发掘,使其成为圆明园遗址考古的代表项目。

圆明园考古始于1994年,2000年-2004年进行了一批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。2013年开始进入第三个主要阶段,有计划地进行常年考古发掘。

张中华带领的课题组,完成如园这座北国江南园林关键节点的考古,还未揭开整体面貌,就花了近4年时间。要知道,如园总面积不到2万平方米,整个圆明园却有300多万平方米之大。

“圆明园考古是个一二百年的大工程。”张中华说,圆明园有86处地上可见遗存,一些遭受自然环境及病害侵蚀,保护性考古势在必行。

2015年6月13日,圆明园西洋楼遗址,“养雀笼”作为第一处公众考古场所向社会开放。摄影/新京报记者 浦峰

开放的考古

每年有近200万人在圆明园参与公众考古。在张中华看来,这是一种双赢,老百姓满足了好奇心,增强了文物保护意识,考古人也获得了更多的理解和支持。

在圆明园的考古工地外围,每天都有观众趴在隔离带上,围观探方里的考古队员如何开展考古发掘工作,如何用刷子一层层掸去沙土,揭示出那段人尽皆知的历史中的证物。

向公众开放考古现场的建议最初被提出时,张中华是反对的。

每天的考古和研究事务都忙不过来,还要分出精力“应付”公众;而且在一双双眼睛注视下,考古人员肯定浑身不自在,水杯不能乱放,工作服不能不穿,干累了也不能就近坐下来“偷个懒”。

张中华的“抵触”未起作用。2015年,圆明园考古工地开始尝试对公众可见。次年,他们与圆明园管理处合作,把考古现场实时直播到网上。

2016年8月17日早上8点,圆明园远瀛观遗址考古现场出现在直播屏幕里。考古人员用手铲把文物表层的泥土清理到一旁,随后将土收集到写有编号的袋子中,以检测土里是否还有遗留物。不到1个小时,3件琉璃构件被清理出土。

同事把手机递到张中华眼前。尽管是工作日,直播开始十几分钟后,直播间里已经涌进十几万人。不断有人打赏,评论里也是一片赞扬和关切。张中华立刻感动了:“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关注,而且都是正面的评价。”

自此,开放考古工地成了工作的一部分,他们不仅要习惯在注视下工作,还要解答“好奇宝宝”们的各种问题。

如今,每年有近200万人在圆明园参与公众考古。在张中华看来,这是一种双赢,老百姓满足了好奇心,增强了文物保护意识,考古人也获得了更多的理解和支持。

今年5月,近百座墓葬在清华大学新土木馆大楼工地被齐齐揭开。清华学子迅速将这件身边奇闻送上了微博热搜,墓葬隔壁第六教学楼高层成了最佳观景位。考古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注视。

张中华觉得,这可能是普及公众考古最好的机会。

在北京市文物局的支持下,考古队决定向师生代表开放现场、分享考古成果。发掘还在进行,近300名师生就在有序组织下,走进了考古现场,由张中华担任讲解。考古队还走进学校、图书馆和社区,举办了一场场讲座和展览,面对面讲述考古人的生活。

他们这才真切地发现,老百姓对考古是如此感兴趣,以前近在咫尺,却没机会解疑释惑。在图书馆的讲座里,上到步履蹒跚的老者下到小学生,坐在一起听张中华讲述考古的趣事。当他讲到曾经一个多月早出晚归,与孩子没法打照面时,流下了眼泪。在座听众中不乏为人父母者,也流露出感同身受的神情。

“他们发现考古人并不神秘,也不特殊,大家都是普通人。”张中华说。

“公众考古”同样也出现在孙勐的期待中。全国的遗址公园建设尚未有标准模式,较为成熟的仅有杭州良渚遗址公园等几处。孙勐认为,作为新挖掘的古城,路县故城可以为北京未来遗址公园的建设探索经验,“例如,未来的遗址公园里,一定会有公众考古的部分,让公众目睹甚至参与考古。”

距离找到路城,已经过去了3年。如今遗址公园规划已经编制完成,城墙外一期绿化正在进行。

每年大部分时间,孙勐还是待在路县故城的工地上。他和同事正对城内构成、城址功能分区进一步发掘研究,希望找到城内道路、确定城门位置。以道路为线索,搞清是否存在手工业区、衙署区、居住区等,了解这座汉代县城的更多细节。

在孙勐的期待中,它将是北京第一个真正拥有“考古感觉”的遗址公园。

记者手记

考古工地应该成为考古界与公众的桥梁

古都北京却并非考古热土。但近几年,以路县故城为代表的重要考古成果,在北京纷纷“冒”了出来。比考古成果更让人欣慰的是,以圆明园为代表的考古现场,开始向公众开放。

随着公众考古议题越来越热,不断展开实践,老百姓终于有机会接触到神秘的考古工作。早该打开的大门,终于露出了一条缝。

中国是文明古国和考古大国,但知名的考古学家并不多,李济、裴文中、夏鼐、宿白……这些考古界泰斗尚不为广大公众知晓,更别说孙勐、张中华这些一线的当代考古人。

这种不知晓、不了解,为考古工作带来过实际阻碍。今年年初,江苏扬州一考古工地上,考古工作人员被街道综合管理大队工作人员打伤,考古工作受到严重阻挠,国家文物局通报声援。这反映出,社会对考古工作和考古人员的尊重还不够,对其重要性的认识还有待提升。

这次采访中,我见到了多位北京文物研究所当前重大考古工程的负责人,他们无一例外肤色黝黑、衣着朴素、行色匆匆,采访都要掐表计时。

他们正从地底挖出另一个丰富多彩的北京,而北京考古“大发现”的时代,也是他们向公众讲述考古的重要契机。不断产出成果的考古工地,应该成为考古界与公众的天然桥梁。

新京报记者 倪伟

首页 - http://szzhifou.com